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读书人始终占据着重要的文化地位。他们不仅是知识的传承者，更是社会风尚的引领者。而这些读书人在自我称呼上，往往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独特的个人修养。

在先秦时期，读书人常以“士”自居。“士”字最早来源于《周礼》，意指有德行、有才能的人。他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视自己为社会的栋梁。例如孔子便以“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自称，既体现了谦逊的态度，又流露出对自己学识和能力的信心。

到了汉代，“文人”一词开始流行起来。这一时期的读书人更加注重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他们通过诗赋文章表达情感、阐述思想，因此以“文人”自许，彰显了对文化事业的执着追求。司马相如就曾自豪地称自己为“赋家”，并以此名扬四海。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盛行，士族阶层崛起，读书人更倾向于以“高士”或“逸士”自称。这类称呼强调的是超然物外、不拘世俗的精神境界。陶渊明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以“五柳先生”自号，表达了淡泊名利、向往田园生活的志趣。

唐代以后，“书生”成为读书人的普遍自称。这一称呼既包含了对知识的尊重，也传递出一种青涩与理想主义的气息。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写道：“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正是书生情怀的最佳写照。

宋元明清各代，随着科举制度的确立和完善，读书人逐渐形成了“举子”“秀才”等特定身份标签。他们在备考期间互称“同年”，展现了同窗情谊与共同奋斗的目标；一旦功成名就，则更愿意以“进士”“翰林”等头衔标榜自身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我国古代读书人都未曾忘记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无不体现出他们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总而言之，我国古代读书人通过各种自称展示了不同阶段的文化风貌与人格特质。这些自称不仅反映了他们的身份认同，更承载了中华民族悠久而灿烂的思想精髓。正因如此，我们今天依然可以从这些称呼中汲取智慧与力量，继续前行于文化的探索之旅。